而破坏了‘塔的真实意味就是指,因为纠纷争执而破坏了土地的和谐。

法律规则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法治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故后者可以谓之条件系统。

（2）以法治国家的达成与运转过程为参照，则它们在功能与作用上是互补的，它们分别是从不同侧面对法治国家的描绘：法治指的是法律在法治国家中的角色和作用。[54] 参见赵红军：《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载《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35辑，亦可参见搜狐博客：赵红军——均衡之美。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尽管文革十年的人治之祸依稀就在昨天，要法治，不要人治已经从学术公理上升为我党的政治宣言和治国方略，但当下仍有人念念不忘人治的优点，是因为健忘，刻意追求荒诞，还是别有他图？ 回顾三十多年前那场围绕法治与人治的争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学者为人治贴金，主要依据是秦国重用法家的代表人物，任法而强，灭六国而成一统的史实。[17]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5] 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康有为并未明确提出民主口号，而是主张君民共主，但其中的民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切都和现代西方法律中个人具有几乎无限制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十分不同。

这里我们要考虑另一个完全无视中国实际制度环境的例子。这是笔者在这里要具体检视中国法律中的道德价值观的原因之一，为的是要精确地说明道德主义在中国法律中长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并试图阐明道德与法律结合背后所隐含的逻辑。（黄宗智，2014a，第3卷：105） 当代的中国法律对婚姻的看法是把其看作在协议关系之上，更是一种夫妇间的道德化行为，其基础是两人之间的感情。之前的自然法认为道德规范是内在于自然界的而法律必然是道德的（善的），而实证主义法学则认为法律和道德无关，应被看作简单地是（任何）被施用的法律。

但历史实际是，法律从来就与道德密不可分。传统中国法律绝对不忽视或拒绝抽象的法律原则和道德准则，而是坚持抽象必须寓于具体事实情况，因为实际要比任何原则或准则来得复杂和多变，不是抽象理论所能完全涵盖的，所以任何抽象法则都需要用具体事实情况来阐明，那样才会明确，才能使用。

今天，在每两个涉及他人斡旋的公开（有记录的）纠纷之中，仍然有一个是通过法院体系之外的调解而不是正式的法庭体系来解决的。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法律对待抽象法则和事实情况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道德责任的不同思维。用于生产方式理论，它指的是从封建主义的否定到资本主义的再否定而后到社会主义的演变。笼统含糊的中国思维也容易成为没有实质的修辞。

他对前者给出的例子主要是由统治者情绪主宰的卡迪司法，对后者的例子则主要是社会主义法律关于社会公平和福利的道德观念。这里，悖论的二元共存（paradox）一词——表面上（根据西方理论）是对立的（矛盾的）和不可并存的现象，但其实都是真实而并存的——也有助于阐明这里的论点。中国法史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类似于博物馆管理员的培训，为的是偶尔展示馆藏珍品，但都是没有现实意义和用途的东西。上面我们已经看到，深层的道德观念在法律中的顽强持续：例如和谐社会的道德价值（可以见于用调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来维持社会和谐）、赡养父母的孝顺法则，以及家庭化的财产法则等。

我们知道，近年来有许多关于中国刑法制度广泛使用刑讯逼供来强迫嫌疑人认罪的报道。如此的理解主要来自革命传统，用意是要推翻之前把婚姻当作两个家庭之间的一种（经过象征化的）经济交易、婚后则是由丈夫支配的婚姻关系。

李寿初，2010，《超越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本体分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14—120页。  五、盲目引进西方取证程序法律的问题 提倡全盘西化的当代中国法学家们（像韦伯那样）要求完全拒绝道德准则而引进西方各方面的法律和法则，包括其程序法。

这是一个可以把康德绝对命令付诸实用的解读。虽然如此，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中国法学界对形式主义的理解与西方是有一定的不同的，主要局限于两种含义：一是官僚化的重形式、轻实质倾向，一是条文主义，而不是西方语境中侧重演绎逻辑的形式主义（formalism）。（同上，第1118条）也就是说，基本上规定要无条件地赡养双亲。如果使用房子的继承人要卖掉房子，在实际运作中必须得到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同意，由公证处出具证明，不然不可以卖掉房子。譬如，非正式调解制度和正式法庭制度的并用，可以视作并存性的结合（co-existence）或悖论性的并存 （paradox），而两者之间的半正式调解和调处以及法庭的调解，可以视为一种互动性（symbiosis）、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或融合性的结合。历史上儒家思想与专制主义的结合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随后则是决定把调解（和好）作为离婚前的必经程序，先是由社区干部来调解，而后是基层政府机构，不然法庭不受理，而即便在受理之后，法庭也必须先试图调解，调解不成才可能判决。形式理性法学传统在现代西方占据主流的地位，在今天中国法学中也具有极大的影响。

不然的话，便会涉嫌和从对自己的侵犯。虽然如此，妥协仍然在起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对错的争执中，例如在离婚或侵权案件中，具体应该如何分配财产或确定赔偿额度，或者是在同等责任的案件中，具体该如何分配儿女的赡养责任。

我们这里要做的则是后者。实践是应该由能够通过绝对命令标准的准则和法则来指导的。

本文用意不仅在于论证两者的结合在过去实际存在并在当今也必然存在，也在于说明如此的结合不必是模糊的，而可以是精确和清晰的，并且是依据可说明的理性原则的。Grey，2014b ［1983，1984］。笔者曾经详细论证，传统法庭其实很少使用调解而更多依赖断案，因此，当代法庭的广泛使用调解可以称作正式法庭制度的调解化。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把引进的西方取证程序法适用于离婚。

《继承法》规定，父母亲的财产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即配偶、子女、父母亲。此外，调解过程中对待事实情况的态度一直都是实体主义式的，而不是程序主义式的，其目的是让调解人掌握事实情况以便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

这样的基本倾向可以清晰地见于韦伯——他也许仍然可以被视作既是西方现代主义最出色的代言者，也是其最出色的分析者之一。他建构了形式与实质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没有考虑到实践理性，而它才是连接理论理性与实际行动的不可或缺的步骤。

离婚则是两人感情确已破裂所导致的后果。但是，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城市中，紧密整合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陌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已经成为大部分社区的实际情况，社区和谐已不再是个关键的考虑。

和谐的考虑仍然起点作用。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形式理性法律更能防止外来影响的侵入，尤其是来自专制统治者的干预。但我们不应就此认为儒家化和儒家传统已经不再存在于中国法律和文明中。理论理性要求的是逻辑上的一贯性，现实和实践则多是复杂和含糊的，既包含相互排斥的二元矛盾（contradiction），也包含并存（co-existence）或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乃至调合性（syncretism）、互动性（symbiosis），更可能包含（促进）合成性（synthesis）或超越性的融合。

②与之不同，19世纪中期以来的另类法学传统可以被视作是对形式主义法学——认为法律乃是一门科学，法律乃是普适的、绝对的、永恒的——的挑战。（同上） 整个调解体系可以描述为一个连续统一体，从主要依赖道德到主要依赖法律。

形式主义理性主张的是普适性（如人权、演绎逻辑、法学乃一门科学），而实体主义道德倾向的则是特殊性。（Weber，1978：813-814）但是，他的这种批评被普通法国家相当高度的司法独立性所证伪，正如他对德国法律体系独立性的信仰被后来的纳粹主义统治所证伪。

清代法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至于婚姻和离婚应以夫妻感情为主要准则，尽了赡养义务的子女在财产继承上可以多得（反之则少得），家庭化的土地房屋产权，没有过错的造成民事伤害的当事人也应负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等，则是可以推广、适用于一般公民的法则。